【而蒙古漢化比較失敗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學的太多太雜了。
畢竟元朝文化一大特點就是雜，四大名著要是在這時候誕生的話多半也能雜糅成一本，講述賈寶玉林黛玉雪夜上桃園結義，隨后一起保護唐僧去榮國府求取一百零八魔星將譜的故事。
蒙古順著西征之路輸送征服和威名，而其所征服的諸國諸族則借著西征路為血管，向蒙古輸送了基督教文化、伊斯蘭大食教文化、吐蕃喇嘛教文化，這些都對蒙古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而且相較于儒家經典，這些宗教文化在學習上的門檻也要低上許多，自然也更受歡迎。
典型例子就是北元的第二個可汗元昭宗，在被趕出大都的前夕還在那兒感嘆：
李先生教我儒書多年我不省書中何義，西番僧教我佛經我一夕便曉。
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事件就是1258年元朝立國前夕的大安閣辯論。
這件事的最早由頭要追溯到1220年，當時的全真教教主丘處機遠赴中亞去拜訪在西征路上的鐵木真，當時丘處機確實能說會道兼之鐵木真第一次遇到蒙古以外的大型宗教向他拋出橄欖枝，不假思索之下當時鐵木真賜了全真教三大特權：
第一，全真教徒賦稅全免。
第二，令蒙古治下所有宗教皆聽丘處機號令，以丘處機為首。
第三，只要是蒙古所轄之地，丘處機可以任意立觀度化人，不受限制。
三大特權使得丘處機成了當時真正意義上的“帝者之尊師、天下之教父、萬乘之國師”，也使丘處機所領的全真教靠著當時風頭正盛的蒙古迎來了飛躍式的發展，除了正常建造道觀度化道士之外，在蒙古的主要城市里全真教干脆將佛剎、夫子廟等都直接強行改道觀，儒生和尚當場強行度為道士，雙方矛盾愈發尖銳。
在全真教為所欲為的時候，其他宗教也開始順著蒙古西征折返的大軍進入蒙古帝國，而其中進展比較神速的就是主動投誠愿意代元管理藏地的喇嘛教。
現代學者總結過，蒙古接受喇嘛教第一是因為政治上的考量，第二是因為雙方的生存環境都是氣候嚴寒多變的高原，具有相同的崇拜自然的條件。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喇嘛教旨意淺顯行特從俗，與蒙古粗獷之性相符，而且其宗教巫術以世界之樂為涅槃之樂，以男女之事為快樂供養，這種與儒道佛截然相反的順從天性的風俗更適合當時蒙古的倫理觀念。
以及還有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當時鐵木真拍腦袋給丘處機允諾的特權實在太大，本來一個只配當奴隸的南人只要加入全真教就能搖身一變成為道爺完成階級躍升，就算蒙古人能忍，其他教派也忍不了啊。
于是從1254年開始，佛道雙方就開始頻頻摩擦，最終所有恩怨匯聚在1258年雙方精銳盡出的大安閣辯論。
不過此次辯論嘛，一來佛教所窮追猛打的《老子化胡經》這東西經不起推敲，二來佛教的主辯手、喇嘛教的天才教主八思巴與忽必烈相交莫逆，且裁判官員也都是忽必烈指派，三來當時蒙古上層已經確定要打壓道教，所以最終這場辯論以佛教獲勝、道教十七個領頭人削發為僧落幕。
而在這件事之后，喇嘛教與忽必烈的關系持續升溫，并最終在元朝建立后成為地位更加尊崇的國教，根據元史記載，百年之內的元朝宗室全部都是喇嘛教的信徒，而且上朝時候國師可以坐著，什么大將軍宰相之類通通都得站著。
全真教和喇嘛教在教義上自然完全不同，可一旦得勢之后干的事情就沒什么不一樣了，仗著特權為所欲為兼并土地佃戶什么的只能說是基操，算是給大元挖了一手好墳。
當然也也必須承認，也正是從元朝尊喇嘛教開始，藏地和中原的聯系開始加強，藏地成了中國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很有正面意義。
不過如今也有看法認為，喇嘛教的失控與忽必烈這個卓越的政治家晚年陷入抑郁也不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