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這還并非大明全部的田產，邊境地區以及少數民族聚居地，因種種客觀因素，暫時未能統計在內。
還有就是北方貧瘠土地常按二到三畝折合一畝計算，一些剛開墾出來的耕地也沒有計算在內。
若將這些地區全部統計在內的話，大明總耕地面積怕是遠超八億畝。
不過當下，也只能先按照七億畝來制定新的田稅了。
各地糧食種植品種多樣，土地肥沃程度不同，產量自然也參差不齊，這便導致收稅方式無法一概而論。
如此復雜的情況，絕非倪元璐一個戶部尚書能夠獨自決斷。
畢竟這關乎大明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數百年的稅收根基。
依照朱慈烺之前的規劃，此次田畝丈量之后，稅收標準一旦確定便不再輕易更改。
如此重大之事，倪元璐也不敢擅作主張，于是在接下來的幾日里，倪元璐每天都會來到內閣，和其他幾位內閣大臣一同商討此事。
因涉及的數據資料極為龐大繁雜，所以一連商量了幾天都沒有個結果。
崇禎因為知道此事重大，也難得從后宮脫身，參與了這場為期好幾天的重大會議。
就連朱慈烺也不例外。
眾人你一言我一語，從早到晚都在激烈地討論著，可謂是爭得面紅耳赤。
有的覺得稅收太多，會加重百姓的負擔。
有的又覺得稅收太少，會導致國家稅收不足，無法維持朝廷的正常運轉。
就這樣又吵了好幾天。
但最終，他們還是得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滿意的稅收數額。
綜合各地的糧食品種、田畝等實際狀況，交稅方式雖各有不同，但平均算下來的話，一畝地的稅收約為零點二兩銀子。
這是把民田、官田、軍田全部統計在內的平均數值。
按照當下的糧食折價換算，大致是南方一畝地需繳納大米六十斤，北方則是小麥三十斤左右。
當然，這僅僅是平均數值，具體分攤到每個地區的話稅額肯定有高有低。
以七億畝土地來計算，一年的田稅大概可達一億四千萬兩白銀。
看似與崇禎年間相比，稅收直接增長了七倍之多，即便是與雍正時期改革后的稅收相比，也增長了四倍之多。
要知道，雍正時期一年的稅收不過三千五百萬兩白銀而已。
乍一聽，這數字著實驚人，高的都能嚇死人了。
然而事情的真相遠非表面這般簡單。
因為崇禎與雍正時期，朝廷規定的稅收那可都是朝廷最終要收到的銀子數額。
可在實際征收過程中，考慮到運輸途中的損耗、民夫的費用以及各種難以避免的折耗，實際從百姓手中收取的數額，起碼是朝廷規定稅額的四五倍之多。
打個比方，比如崇禎規定今年收兩千萬兩銀子的稅，可經過層層加碼，到了百姓那里，可能就得交一個億的稅，才能確保那兩千萬兩銀子的稅順利運抵京城。
畢竟，運輸途中需要大量民夫肩挑背扛，糧食在裝卸、存儲過程中也會有損耗，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消耗。
而朱慈烺推行的新政則不同，規定的這一畝地六十斤大米、三十斤小麥都是直接從地頭收取的稅收。
百姓只需按規定上繳糧食，其余諸如運輸成本、損耗等所有問題，均由朝廷統一承擔。
當然，實際征收時，大概率還是會將糧食折算成銀子收取。
這一億四千萬兩白銀收上來之后，一部分要用作運輸成本和彌補損耗，一部分則留在當地縣衙以及各省份的國庫，用于支付當地官員的俸祿以及充實當地糧倉的儲備。
如此一來，最終能夠運抵京城的，大概也就四千萬兩銀子左右。
且其中還包含一部分糧食和各類實物，這是為了確保京城的物資充足與安定。
而且在明末這個時候，軍隊的糧草與軍餉皆由朝廷統一采購調配。
也就是說這四千萬兩銀子中，起碼要有兩千萬兩用作軍費開支。
如此算來，最終能進入戶部，用于皇宮日常開銷以及百官俸祿發放的銀子，可能還不到一千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