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朝陽突然拋出了一個問題，讓在場的人都有些猝不及防。
什么是農村？
看似明知故問，但真當人們開始認真思考時，卻沒辦法簡單的用幾句話來概括。
“從狹義上來說，我從小生活的、看到過的地方都叫作農村，這個應該就是我們文學界建國以來所謂的"農村題材小說"中的"農村"。
從五十年代開始，農業合作化、大yj、人民公社運動、兩條道路……到七十年代末以來的分田到戶、農村改革。
我們的農村似乎被壓縮成了一張紙，它是如此的扁平和乏味，好像只有這么三五十年的歷史，只有那些地主長工的故事。
但有時候我也在想，這個"農村"他以前是什么樣的？我們國家其他地方的"農村"又是什么樣？
我跟文學界的朋友聊天，有人跟我說，他以前在汨羅江邊插隊，離著他不到二十公里就是屈子祠，他聽著當地的方言還能與楚辭當中的用詞聯系起來。
我記得忠實同志跟我說，他的老家叫灞橋村，就是“灞橋折柳”的那個“灞橋”。
春秋時秦穆公建灞橋，《雍錄》上記：此地最為長安沖要，凡自西東兩方而入出峣、潼兩關者，路必由之。
王昌齡著《灞橋賦》曰：惟于灞，惟灞于源，當秦地之沖口，束東衢之走轅，拖偃蹇以橫曳，若長虹之未翻。
從他們的口中，我們依稀可以窺見如今的農村在千百年前也曾是人杰地靈、風云匯聚之地。
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我讀沈叢文的文章，就對湘西多加注意，據史料記載：
在公元三世紀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勞動生息在洞庭湖附近。這里也就是苗歌中傳說的"東海"附近，為古之楚地。
后來，由于受天災人禍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遷移。
這也就是傳說中蚩尤為黃帝所敗，蚩尤的子孫撤退到山中的故事。
苗族遷徙史歌《爬山涉水》，也隱約反映了這段西遷的悲壯歷史。
這么多的例子放在眼前，讓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
那就是幾十年來，我們對于"農村"的定義是不是太過狹隘了？
或者我換個說法，我們的文學作品對于"農村"的講述是不是太過片面了？
我再進一步說，我們刻意將"農村"這個概念從我們的文化中獨立出來，更多的是為政治服務，但卻忽略了我們民族文化的根。”
林朝陽講話的語氣不少有慷慨激昂的時候，他總是娓娓道來，不疾不徐，今天的發言他依舊是如此。
可在場眾人聽著聽著，臉上的神情卻越來越嚴肅，有些人連坐姿都忍不住正式了起來。
因為大家都發現，林朝陽似乎在提出一個很大膽的概念——“民族文化的根”。
要知道在近幾十年里，國內的文化界、文學界對于“民族文化”這個詞是極其敏感的，因為這個概念與上面強調的意識形態是有些格格不入的。
眾人咀嚼著林朝陽提出的這個概念，面露沉思。
那些原本對于之前的發言興致寥寥的外省作家們這會兒臉上也露出了興奮之色，很顯然林朝陽的發言刺激到了他們內心的興趣。
林朝陽沒有去看在場眾人的反應，而是自顧自的繼續說道：
“我個人認為，文化是根植于民族主體之中的，而文學則是文化的具體反映。
輕易的隔斷傳統，失落氣脈，那么我們的文學必然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很難有新的生機和生氣。
五四以來，我們的文學界習慣了朝西看，如饑似渴，勇破禁區，大量引進、模仿、借鑒外國文學作品的創作思路、技法。
我不能說這種做法是不對的，因為我本人也受到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滋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