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尊敬的執政官閣下。從我有記憶的3歲開始，我就時不時的跟隨父輩，以及父輩的朋友們，乘坐威尼斯商船前往地中海東岸和迦南一帶經商與旅行。哦，迦南就是現在的巴勒斯坦。
20多年來，我幾乎看遍了奧斯曼帝國時期的巴勒斯坦土地，雖然那里大部分土地屬于沙漠，但又毗鄰綠洲平原，到處都是橄欖樹、葡萄園、橘子樹林和淳樸農民的田地，村莊周圍的土地是這些農民們的共有資產，所有人都可以在這片土地上勞作。
在10年前，巴勒斯坦土地的70％都是這種共有機制。直到實行授權那年為止，在每個周期中，都按比例分配給村民、因此，除了先世者以外的其他家庭都可以從耕種中受益。
鑒于此，土地可以在當地居民之間不斷流通，而無需購買、出售或業權契據。多年來，所有人都從這片土地上受益……”
此刻站在安德魯面前的猶太律師，沙烏爾·馬寧已經沒了一刻鐘前，那副局促不安，扭捏緊張的模樣。
他鎮定自若的在向安德魯詳細描述了自己親眼見證，但法國執政官從未關注過的某些事實。
多年前，奧斯曼帝國的官員們，對于巴勒斯坦的土地現狀并不十分滿意。因為伊斯坦布爾的統治者與當地總督，無法從中獲得更多的稅賦與其他權益。
于是就在10年前，帝國頒布了一部《土地注冊法》，該項法律“強調了以使用者和所有者名義注冊私人土地的必要性”。
猶太律師向執政官解釋說，“這項法律從表面上看，是保障了土地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合法權益，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
《土地法》對于當地農民非常不利，因為注冊所有權契據的情況下，農民們不僅要承擔更加沉重的稅賦，而且家庭里每一個年滿12歲的男性成員，可能會被奧斯曼帝國與當地總督按圖索驥，強行招募到軍隊中充當炮灰。
為此，巴勒斯坦的農民們紛紛拋棄了他們的家園，舉家遷徙到埃及的尼羅河三角洲一帶，只為了集體與頑固的逃避帝國頒布的《土地注冊法》。
那些從巴勒斯坦逃亡的農民，他們的目的地大都是尼羅河三角洲地區。移民們的到來，為埃及的各級領主提供了數以十萬計的農業人口，因而得到實際統治埃及的馬穆魯克的政治庇護。
盡管奧斯曼帝國派出好幾波使節，與掌管埃及軍政大權的馬穆魯克領主多次交涉，但毫無結果。也不過二三年的時間，地中海西岸一帶的田地被拋荒，農舍被主動廢棄，人口流失超過了20萬。
所以在八年前，也就是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獄的那一年，統治巴勒斯坦一帶的總督，向剛剛登基的塞利姆三世蘇丹提出一個建議，希望將帝國境內沒有土地的猶太人，遷徙到巴勒斯坦那邊廢棄的農舍，由他們來耕種即將荒廢的土地，并為帝國提供稅賦。
而作為吸引猶太人到來的優惠政策，除了10年內的稅賦減少一半外，所有的猶太男性只需按人頭，繳納少量的免役金，就可以免除帝國的兵役。
也是那一年開始，從巴爾干半島，小亞細亞半島，以及帝國直轄的統治區域，大批沒有土地的猶太人陸續遷徙到巴勒斯坦一帶。
遵從《土地法》及其相關的補充規定，他們繼承了原有土著居民拋棄的田地和房產，只需每年固定向總督和帝國繳納一定數量的稅賦，就可以擁有該土地所有權。
依照我本人的估算，現如今生活在地中海西岸與巴勒斯坦一帶的猶太人多達五萬人，還建設了至少12個猶太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