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之所以將矛頭直指趙郡李氏，固然是因為趙郡李氏本身有取死之道，加上二李之間也沒有什么直接的親屬關系。可要是對其他大族一并如此，那就是突破人倫底線了。
李泰之所以費盡心機搞輿情批判，主要針對的還是河北世族，通過輿論給他們定下一個原罪，從而削減他們在人倫道義上的某些豁免權。
比如來年想要懲誡某位親戚，便可以說當年河北輿論對你那么抨擊，我是不信的，還要對你委以重用，結果你來這一死出，真是該死！換言之你們本來就是一群菜雞，任用你們已經存了人情在里邊，你們仍然做不好，那就別怪我秉公處理。
通過這種輿情的鋪墊，讓自己免于遭受涼薄、絕情之類的指摘，處于一個道義的高地上，這要比高歡父子唱雙簧更加的具有操作空間。
李泰相對于北齊統治者還有一個優勢，那就是他明確知曉版本答案，那就是想要在軍功勛貴和世家貴族之外營造起第三股政治勢力，并不需要大力扶植恩幸，建立起科舉等一系列的選士制度要更有效，影響也更長遠。
科舉雖然肇始于隋、成型于唐，但是終隋唐之世都沒有達到興盛的狀態，反而一度被世家大族借殼重生、成了其壟斷政治資源的新方式。一直等到五代亂世，那些世家大族遭到結構性的毀滅打擊，在廢墟中重建的北宋政權才被再次發揚光大。
由此可見，科舉作為一種制度固然有其先進性，但是在不同的時代中也會顯現出不同的形態。
李泰本身出身五姓世族，所以他所創建的政權便更加迫切的需要一個完善的典選制度，并且要盡力杜絕這一制度在執行過程中被鳩占鵲巢。
故而他既需要在學術上擁有崇高成就的在野宗師站臺，同樣也需要一批出身寒庶的官員來監督執行科舉制度的運行。否則那就是球證和裁判都是他們的人，拿什么跟他們斗？
熊安生乃是在野碩儒，本身又無門資世祚，但卻在學術上擁有深厚的影響力，門徒便足有上千人之多，簡直就像是為此量身定做的人選。
尤其是在科舉制度產生和發展的初期階段，熊安生這個儒宗的存在能夠極大程度的避免科舉制度的各個環節被世族進行有意的滲透和綁架，尤其其人還是一位言殺北齊奸臣的老斗士，所以李泰對其期許要遠比他自己所想象的還要更大一些。
所謂的白首三公、鶴發宰執，那也都不是純粹的畫餅，如果此老能夠抓住其歷史機遇、做出恰如其分的配合，李泰當然不會吝嗇酬與高位。老豬倌兒公孫弘都能封侯拜相，熊安生這北地儒宗又差在哪里？
熊安生聽到這一番嘉勉之言后，一時間就連臉龐都露出激動的潮紅，深拜于地，久久不語，哪怕是過了好一會兒，也只是在嘴里念叨著：“臣何幸之有……必為至尊肝腦涂地！”最近轉碼嚴重，讓我們更有動力，更新更快，麻煩你動動小手退出閱讀模式。謝謝</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