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安生與趙彥深出身背景差不多，都是家無祖蔭世祚的寒族子弟，但是由于各自選擇不同，人生軌跡也是大不相同，可謂是失意與得意的代表。
趙彥深自幼聰明干練，熱衷游走于權豪門第，最終也憑其才器而被司馬子如舉薦給了高歡，自此以后便開始了飛黃騰達。
熊安生卻乏甚交際之能，唯是躬于學問，雖然也成為了飽讀詩書、深研經義的一代儒宗，門人眾多、享譽盛名，但在政治上卻一直不甚得意。
歷史上一直到了北齊河清年間，其人才被陽休之舉薦為國子博士，但如今沒有等到河清，北齊便被滅了，所以熊安生也是一直隱居不仕的處士身份，到了關中才被察授官職。
熊安生與趙彥深之間本來是乏甚交集的，兩人的才能不同、擅長的領域也不同，一個是在朝的高官，一個是在野的儒宗，也鮮少會產生什么矛盾。
可是隨著長安輿情將北齊人事弊病炒熱起來，熊安生作為在野的宗師，討伐趙彥深這種舊齊高官自然也就有了足夠的理由和正當性。
所以在這輿情風波中，熊安生也不負眾望的直接將矛頭指向了趙彥深，痛斥其人嫉賢妒能，繼而其門人弟子也都將趙彥深當作了一個聲討的對象。
世人對于有學問的人，特別是熊安生這種碩學鴻儒多多少少帶有一定的濾鏡，總習慣于將德行和學問掛鉤。但熊安生這老先生，實在不能說節操有多高，或者說是南北朝這時代背景之下，其本身擅長的儒學經義政治變現困難，使其在行事上有種進退失據的笨拙感。
在南北朝時期，儒學屬于是在野之學，無論南北統治者表面上多么尊儒崇道，但內心里都是不以為然。雖然不乏南北儒學宗室在朝為官，但細究之下，他們之所以任官，根源還在于他們本身的家世背景，而非所擅長的經義學術。
北朝范陽盧氏學術甚有可稱，太原王氏王遵業也是一時儒宗，但他們的仕途主要還是因為他們出身五姓之家。諸如熊安生這種沒有門資世祚傳承的寒素之士，哪怕學養再如何深厚，在學界聲名如何響亮，都不能直接兌換成政治資源，老于鄉野乃是常態。
熊安生身上也是很有幾個梗的，其中一個便是有人欺騙熊安生，言道鄉里某村有古冢埋葬著晉朝河南將軍熊光，距今已經有七十二世，本來有碑紀事，但被村人藏匿起來。然后熊安生信以為真，掘地尋找卻不得，于是便連年訴訟。
冀州長史都被他搞得不勝其煩，做出判詞說：“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朝也無此官號。”認為熊安生這一番訴訟實在是沒有常識和道理，但熊安生仍然不肯醒悟，還是帶領著家人向著這古冢號哭不止。
在這件事情當中，熊安生表現的固然是迂腐固執、甚至可以稱得上是愚蠢，別人說啥他就信啥，完全沒有常識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