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央電視臺就錄制、播出了這種“茶座式”晚會，名為“迎新春文藝晚會”，執導晚會的是鄧在軍以及后來西游記的導演楊潔。
所以，后來楊潔導演搞西游記春晚也是有淵源的。
這臺晚會才是嚴格意義上的第一屆“春晚”，不過，因為1979年全國的電視機不過485萬臺，沒有產生什么大的社會影響。
這臺晚會將香檳、交誼舞、斗牛舞等多個“洋氣”的創意融合在一起，達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其中還有一個小插曲晚會引用了芭蕾舞天鵝湖中節奏比較明快的一段音樂，男女演員換上緊身服裝，表演西班牙斗牛舞。因為沒有考慮到大家是通過黑白電視看到這段表演，觀眾誤以為男演員沒穿衣服，女演員袒胸露背、穿著暴露，遭到不少投訴。
至于改名“春晚”那是1983年的事。而第一次有香港歌手登臺表演則是在1984年春晚。
1984年央視春晚導演黃一鶴籌備節目的時候，在深圳的公共汽車上聽到我的中國心，一下被吸引住了。他問司機這首歌的來頭。司機說，在中英街可以買到這盤磁帶。黃一鶴趕緊去把我的中國心磁帶買回來，有幾經周折聯系到演唱者張敏明，一邊打報告，一邊準備排練節目。
就在節目基本成型時，黃一鶴接到電話“不許用港臺演員，否則撤了你的春晚導演”
黃一鶴一邊準備節目，一邊想方設法爭取上面同意。
直到臘月二十七中午，才在更大的領導的干預下，拍板決定采用香港歌手張明敏現場獻唱。
靚坤本來想得挺好，先在內地發行磁帶，省得讓黃導演四處踅摸，誰知道出師未捷身先死。
其實，靚坤也沒什么可失落的。
1984年和張明敏一起從香港來參加的春晚的還有一位女歌手，她就是奚秀蘭，出生安徽，小學四年級到香港和父母團聚，童星出道，她灌唱的歌曲我的祖國，獲1982年香港“白金唱片獎”。1984年參加春節聯歡晚會，成功地演唱了花兒為什么這樣紅、天女散花、阿里山的姑娘、我的祖國四首歌曲。1985年的奚秀蘭再次應中央電視臺的邀請，參加春節聯歡晚會演唱故鄉情，同年在上海發行大地回春磁帶，這是香港歌手在內地發行的第一盤原聲帶。
看來只能另辟蹊徑、曲線救國了
靚坤又帶著一群人北上北京。
適逢五一，到了北京的第一件事，廣場走起，看日出，升國旗，讓左長旺圓夢，讓蘇小妹和花塔餅補上愛國教育這一課。
此時的升旗儀式由北京軍區衛戍部隊的兩名戰士負責，一人引路，一人扛旗。經過長安街時，還得給機動車讓行。升旗的場面也不夠莊嚴，國旗桿周圍都是封閉的，升降國旗時，戰士們需要跳進跳出，既不方便又不雅觀。
寒酸的升旗場面，讓靚坤略微有些尷尬，左長旺卻是熱淚盈眶。
靚坤對港澳辦的陪同人員建議道“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廣場是印在國徽上的國家標志和標志，廣場上的升旗儀式是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國家儀式。國家應該給廣場專門配置一個國旗護衛隊，擔負升降國旗和廣場、城樓、金水橋、人民英雄紀念碑以及迎賓儀式的現場警衛光榮任務。”
經過港澳辦、宣傳部、文化部、音樂協會、出版署一圈打太極拳、踢足球、扯皮下來，出版磁帶這個事，還是沒戲。
但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或者說張公吃酒李公醉，領導說了，看在他們的拳拳愛國心的份上，可以讓蘇小妹和花塔餅上中央電視臺春晚，作為港澳同胞代表，演唱我的中國心、我是中國人等反映港澳同胞心向祖國之情的歌曲。
走出中央電視臺的大門，花塔餅擔憂地說道“坤哥，我們參加大陸的電視節目，會不會讓我們的唱片在臺灣被封殺”
靚坤說道“現在臺灣的經濟好，是唱片的重要銷售市場，這并不假。但是，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情況下，也只能舍魚而取熊掌。”
花塔餅說道“坤哥，你這么看好大陸的發展讓我哥在深圳辦廠，又讓我到大陸的電視臺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