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衛東則接續說道；“目前日本在野黨之中，有能力在參議院選舉中獲得比較多的席位，而且又比較弱勢的政黨，大礙只有日本新黨，所以我認為，新黨的領袖細川護熙，最有可能成為日本的新人首相。”
旁邊的錢愛民教授開口問道：“新黨不是去年五月份才剛成立的么？成立到現在才剛滿一年，這么一個新的政黨，能誕生首相？”
“就是因為新黨比較新，當細川護熙擔任首相后，其他黨派才比較容易換掉他。”
李衛東微微一笑，接著說道；“我剛才就說了，這只是個過度首相，是為了平衡各方勢的結果，所以坐不長的！羽田孜可是對首相之位虎視眈眈被！
除此之外，別忘了還有個日本第二大黨的社會黨，這老大自民黨被趕下了臺，當老二的怎么會沒有點想法？社會黨肯定會想方設法，去角逐首相的寶座。
所以未來幾年，日本的政局可能會比較的混亂，多黨聯合組閣，也意味各黨爭斗不斷，估計得等到自民黨重新執政，日本的政局才會穩定下來。”
李衛東的這些判斷，當然是他站在事后諸葛亮的角度上逆推的，然而在其他人聽來，李衛東的這一系列推論卻是有理有據。
老者的表情則顯得有些凝重，不同的人擔任首相，在經濟、政治、外交等各領域的政策也必然不同，而中國作為日本的鄰國，也會根據日本執政者，來制定相應的對日政策。
如果能提前預知日本首相人選的話，國家針對性的制定對日的政策，不僅可以知己知彼，還可以搶占先機，這可是極大的好處。
老者記下了細川護熙的名字，隨后接著問道：“小李同志，你剛才說日本經濟存在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能不能詳細的說明一下，都有哪些結構性的問題？”
李衛東點了點頭：“日本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是多個方面的，細講起來比較復雜，我就簡單的說幾點吧。首先說一下日本官僚體制所帶來的問題……”
李衛東開始款款而談起來。
日本經濟失去的三十年，一直都是經濟學家頗為熱衷的研究課題。
最初的時候，人們將日本經濟的衰退，歸咎于《廣場協議》上去，認為如果沒有簽署《廣場協議》的話，日本經濟就會一直長盛不衰下去。
然而簽下《廣場協議》的又不只是日本一個國家，德國、法國和英國同樣簽了這份協議，也同樣面臨著馬克、法郎和英鎊升值的問題。為什么就日本失去了三十年，而德國、法國和英國啥事沒有？
特別是德國，跟日本的國情和產業結構非常相似，當時經濟規模還不如日本，結果卻能夠抵擋得住《廣場協議》的沖擊，甚至在十幾年后成為歐洲的領袖。
于是經濟學家便在《廣場協議》之外找原因，很快的便發現了，日本失去三十年的真正原因，是日本所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即便是沒有《廣場協議》，日本的結構性問題遲早也會爆發出來，給日本經濟致命一擊。
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方法，不是去頒布幾條刺激性政策，也不是去增加、減少或者修改一些法規條文，而是要靠結構性的改革。
日本的執政者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或者是沒有能力做到結構性的改革。因此在過去的三十年里，總是希望依靠經濟政策來刺激經濟恢復，各種刺激通貨膨脹的手段都用上了，最多只是取得一些短期的效果，整體經濟層面上依舊是沒有什么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