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野博松看著加藤恒變幻的神色，摸摸腦袋，低聲道：“其實，我覺得，我們可以嘗試與嘉谷合作的。畢竟，水環境治理是一項綜合性系統工程，需要不同專業的協同合作。我承認嘉谷在植物生理方面有優勢，但這個優勢不足以獨自啃下一個大型項目……”
加藤恒卻是揉著鼻頭說不出話來。
誠然，平野博松說得有一定道理。如果是在自己挑釁齊政之前有這個認識，他會很欣慰地接受這個建議。
但現在不說完全沒有機會，起碼是機會渺茫了。
除非栗田工業不惜代價，否則齊政有的是合作對象，何必選擇一個極不友好的對手呢？
加藤恒心里暗自嘀咕：我當時是什么豬腦子，會找了這么一塊鐵板來踢？
……
同一件事情，對于國內北控水務、粵海水務和首創水務等水務龍頭企業而言，是截然不同的心情。
給他們三百顆豬腦子，也想不到國內有人會跑去開發水處理技術新體系。
再給他們六百顆豬腦子，也想不到，嘉谷說開發新體系，竟然就真的弄出了周年高效的水生植物凈化修復體系。
畢竟，能成為國內水務龍頭企業的，對水處理技術體系的革新有著深入骨髓的敬畏——每一個關鍵性技術點的突破，無不需要短則十幾年，長則幾十年的積累。
1881年，法國科學家發明了第一座生物反應器，也是第一座厭氧生物處理池，才拉開了生物法處理污水的序幕；
又到1916年，美國才正式建立了第一座活性污泥法污水處理廠。活性污泥法的誕生，奠定了未來100年間城市污水處理技術的基礎；
1950年科學家首次試制成功了具有高選擇性的離子交換膜后，電滲析技術才進入了實用階段，奠定了電滲析的實用化基礎；
此后幾十年間，氧化溝工藝、A/O工藝、序批式活性污泥法相繼被開發出來，技術開始集成化……
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技術越發強大，但水處理技術一直都是由國外掌握的技術。像威立雅、蘇伊士環境、栗田工業等國際水務巨頭，具有很強的技術儲備能力，能在全球范圍內的工業周期下行階段存活并發展壯大，并憑借對周期的前瞻及高質量的技術與產品造就超額收益。
如果只是緊隨其后，縮小差距有望，彎道超車……實屬想多了。
盡管如此，他們也沒有想過能在生物凈化法上構建另一套水處理技術體系，事實上，也沒有從其他公司里聽到過類似的事情。
但是，比起栗田工業以入門級選手的姿態面對震驚，國內水務巨頭對嘉谷成果的震驚顯得“習以為常”了。
栗田工業還只是霧里看花，北控水務他們甚至還親自派人到嘉谷在湘江流域的土壤修復區域仔細考察過，對嘉谷的生物修復體系早就是“一驚再驚”。
隨著可持續發展思想和現代生態理念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入人心，再傻的人，都能看出嘉谷這一套日臻成熟的新體系的優勢。
所以，幾家國內水務巨頭的負責人在接到齊政拋出的橄欖枝——“想合作嗎”，幾乎像聞到肉的蒼蠅那樣撲上來。
之所以能抑制住最后一絲沖動，還是因為不知道齊政的胃口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