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高產研究本就是一個坑。
畝產400公斤的小麥很常見，畝產400公斤的玉米甚至只能算一般，但畝產400公斤的大豆，他還沒想過。
從生理原因的角度來說，大豆中的蛋白質和脂肪相對較多，碳水化合物相對較少，而玉米、水稻和小麥則相反。而植物在合成蛋白質和脂肪需要消耗的能量明顯會多一些，因此，在整體能量相同的情況下，大豆的產量偏低就不以為奇了。
潘德爾的研究方向，是挖掘關鍵高產基因，譬如控制光合作用的基因，通過提高大豆對能量的利用率以提高產量。
但大豆基因研究太難了。
大豆是由古四倍體演變而來的二倍體自交作物，基因組龐大，約有56000個基因，且75%的基因以同源基因的形式出現，種內遺傳變異程度低、豐富的重復序列使大豆基因組變得十分復雜，遺傳轉化困難，這羈絆著大豆基因功能研究的進展。
潘德爾的研究項目已經開展了三年，但有哪些基因在調控大豆光周期和開花、調控機制又是什么，都還沒有徹底摸清。
具有革命性顛覆的“嘉豆13號”一出，潘德爾直接懵了——這還不是轉基因品種？中國人是怎么做到的？
“中國人運氣太好了，他們肯定是發現了特殊的野生大豆品種。”這是潘德爾第一個能想到的。
有趣的是，同行代表團中贊同的人不在少數。
從生物多樣性的角度看，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一株野草也許能改變一個民族的命運。而地大物博的中國，在生物資源豐富上可謂是全球數一數二的國家。
譬如世界水稻生產曾有兩次大的飛躍，都與中國發現的野生水稻品種有關。
第一次發生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利用本土的矮桿野生水稻與栽培水稻進行雜交，培育出矮稈水稻，連同矮稈小麥的育成，帶動了全球糧食大面積增產，在世界農業領域引發了著名的“綠色革命”。
第二次突破是雜交水稻的育成，再次大幅度提高了水稻產量。其關鍵在于中國人在瓊省發現了一種極其難得的沒有花粉的野生水稻。
回到大豆上也不乏例子。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大豆發生大豆孢囊線蟲病，使得大豆生產瀕于毀滅，“救星”又是來自中國的“小黑豆”。美國農業部將其抗病基因轉育到當地栽培大豆中，育成新的高產抗病品種，使大豆生產迅速復蘇。
現今轉基因大豆的藍本，也是美國所謂“植物專家團”訪問中國時，趁機采集回國的一株野生大豆。巧的是，當事人——美國大豆遺傳學家布爾納德，正好與潘德爾系出同門。
國際代表團中的歐美大豆育種學家也知道這一點，但都有意無意地忽視其中的“不道德”，只將其作為中國人“運氣好”的佐證。
不得不說，運氣好，是技不如人的一個好借口。
這樣面對投資者，也有話可說了——狗屎運戰勝辛辛苦苦的奮斗，在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
但聽到這話的陳建章，內心一曬，運氣嗎？
就算是運氣好了。
我們歐皇附體又咋樣，只能說——有本事，你們也祈求運氣爆棚啊！
……